“德國文學基金大獎”（Gro?er Preis des Deutschen Literaturfonds）源自“克拉尼希斯泰納文學獎”（ Kranichsteiner Literaturpreis），其獎金為五萬歐元，是德國獎金最高的文學獎之一。 由比爾特·利皮斯基（Birte Lipinski）、曼努埃拉·萊夏特（Manuela Reichart）、漢斯·蒂爾（Hans Thill）組成的評審委員會給出了如下的頒獎理由：

“她的作品無所不包，展現了她卓越的創作才華：她能夠駕馭豐富多樣的文學體裁，并往往能以簡潔的文字成功傳遞視角、構建故事并營造氛圍。在她最新的長篇小說《骯臟的妻子》（Die schmutzige Frau）中，她以新穎的方式探討了作家的工作本身。小說主要描寫了一位在經濟上依賴丈夫的女作家，作者在這個詩體化的故事之中穿插了短小的詩文，從而在嚴謹性和敘事流暢性、寫作和虛構的處理上開創了一套獨特的玩法。讀者只能從女主人公的視角出發解讀故事情節，這種不可靠的、且往往含糊多義的敘述令故事充滿了張力，而且它也比任何確鑿無疑的主張更貼近生活的‘真相’。

她的散文集，如《恐懼的詞典》（Lexikon der Angst）和《愛的詞典》（Lexikon der Liebe），她的兒童文學作品，尤其是她優秀的長篇小說以出人意料的切入點、不斷切換的人物視角為長，總能一次又一次地令我們驚嘆。

在小說《您所見到的一切都是嶄新的》（Alles was Sie sehen ist neu）中，眾多第一人稱敘述者一點一滴地拼湊出主人公的形象，但《霸凌》（Mobbing）又體現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敘事手法：盡管書中的妻子所知甚少，卻能通過講述填補所有缺失的線索。

此外，安妮特·佩恩特為其角色設置了豐富的層次，并徹底拒斥了陳詞濫調。我們會在閱讀中驚訝地注意到作者那寥寥數語所達到的深刻效果，以及她對角色無比精準的刻畫。從《致查理的信》（Briefe an Charly）中的癡情與失落，到《海龜之家》（Haus der Schildkr?ten）中的衰老與死亡，她總在書寫人際關系的心理圖譜。

她的故事以最杰出的方式挑戰了我們的認知：憑借形式和內容。為了表彰她的全部作品，也為了表達對其最新作《骯臟的妻子》的崇高敬意，評審委員會將德國文學基金大獎授予安妮特·佩恩特?！?/p>

關于作家安妮特·佩恩特

安妮特·佩恩特（Annette Pehnt），1976年出生于科隆，曾在愛爾蘭、蘇格蘭、澳大利亞以及美國學習與工作。如今她與家人居住在弗萊堡及希爾德斯海姆，并擔任了該地區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院的負責人。她于2001年出版了她的首部小說《我必須走了》（Ich mu? los），這本小說獲得了包括馬拉·卡森斯獎（Mara-Cassens-Preis）在內的眾多獎項。2002年，她憑借長篇小說《島嶼34》(Insel 34)中的一個片段于克拉根福特（Klagenfurt）獲得了評審委員會大獎；2008年，她獲得了塔達烏斯·特羅爾獎（Thadd?us-Troll-Preis），并收獲了威斯巴登高等專業學院的詩學講師職位； 2009年，她獲得了伊塔洛·斯韋沃獎（Italo Svevo-Preis）。2011年，她的小說《附近的編年史》（Chronik der N?he）出版，同年她獲得了索洛圖恩文學獎（Solothurner Literaturpreis）及赫爾曼·黑塞獎（Hermann Hesse Preis）。2013年，她的散文集《恐懼的詞典》出版，2014年，她聯合編校了論文集《未成文書籍的圖書館》（Die Bibliothek der ungeschriebenen Bücher）。此外，她還創作了包括《悶悶熊與好朋友》（Der B?rbei?）在內的多部童書。她最新的作品是長篇小說《您所見到的一切都是嶄新的》。

關于《骯臟的妻子》（Die schmutzige Frau）

一部迷霧重重、發人深省的長篇小說，探討了一段婚姻及其所引發的本質后果。
一個男人為她的妻子買了一套能夠俯瞰整個城市風景的高級公寓。他讓她在那里享受一個人的時光，并追求自己的愛好。但整件事卻有一個隱蔽的后果：妻子再也無法離開這間公寓?！拔以谶@上方不需要任何人，不需要情人，不需要未來，當然也完全不需要我的丈夫”，她倔強地說?，F在，她孤身一人待在城市的上空，迷失在自己的欲望和幻想中，而她的丈夫則完全遵照著自己的興趣行動。

對話安妮特·佩恩特

您在寫作時絕對無法放棄什么？

佩恩特：我總是在一只狗的陪伴下寫作，我無法想象自己在沒有它的情況下寫作。

有沒有哪些作家是從您寫作生涯的一開始就陪伴著您，并一直走到今天的？
佩恩特：事實上，我總是不斷重讀一些特定作家的作品，他們深深地吸引著我，俘獲了我，并顛覆了我的認知。我讀他們的作品，也是為了提升自己的寫作，我讀的作家包括弗吉尼亞·伍爾夫、瓊·狄迪恩和弗里德里克·梅羅克。

在多年的自由作家生涯后，您又接任了希爾德斯海姆大學的教職，專注于文學創作的教學。這份工作是否為您帶來了內心的平靜？它對您的工作有幫助嗎？它會不會影響您的創作？

佩恩特：這份工作占據了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有時候我很難找到空閑繼續寫作。然而，我認為，與年輕作家共事能帶給我無數啟發，我們始終在探索新的寫作手法，并持續地展開文本對話。同時，一份穩定的收入當然能讓人感到非常安心。

您在希爾德斯海姆對新文學的研究是否影響了您自己的創作？或者是您看待自己作品的方式？

佩恩特：絕對的！很多年輕作家正非常激進地挑戰著傳統的寫作方式。他們以一種嶄新的、批判性的目光看待文學產業。我學習了他們的觀點；所以我當然也不得不經常質疑我自己。

您的首部長篇小說出版于2001年。而您的新作《骯臟的妻子》也與您的處女作《我必須走了》很相似，兩者都以非常規的情感關系為題。您為什么會如此關注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系？

佩恩特：在這個題材之上，建構著我們的相處方式、我們的生平遭遇、我們的渺小生命——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話題。它能夠映照出我們的一切：我們如何對話、我們如何愛、我們憎恨誰、期待什么、我們害怕什么、以及我們如何死去。

您的敘述者被她的丈夫安置在一間公寓中，他的丈夫宣稱這是為了讓她安心地追求自己的寫作事業。而她所寫的都是她認識的人。所有的創作都是自傳嗎？還是對自身經歷的虛構？

佩恩特：事實上，讀者并不知道，她是否認識她所寫的角色，或者她是否虛構了那些角色?；蛟S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給出的部分回答了。我覺得我們在故事里總會寫入我們自己的經歷，因此，這部分是必然存在的。盡管如此，我們仍舊有選擇的自由，我們可以選擇或多或少地倚仗自己的生命經驗，或者選擇脫離我們的生命、去尋找其他可能性或創造截然不同的世界。我認為，正是這種選擇的自由造就了寫作的魅力，因為在文學的世界中，我們不會被局限在我們自己的故事中，相反，我們可以借助文字，踏上一場探索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