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柏林墻的倒塌，一些人認為我們已經抵達了歷史的終點。然而對和平紅利的期望卻被證實是徒勞的。
自東西方兩大陣營結束對峙以來，世界的戰火未曾有一天停歇。從烏克蘭流出的畫面滿目瘡痍，但這也只是近期震撼我們的事件罷了。對于所有曾誤以為我們已身處和平的人來說，這些事件也證明了：這個世界依舊如此暴力。
埃里?！が斃麃啞だ遵R克（Erich Maria Remarque）在大約一百年前出版了小說《西線無戰事》。他以一種遠超任何電視圖像的深刻性再現了武裝沖突的恐怖，揭示了戰爭蠶食人性及最終將災難變為日常的過程。小說結尾，當主角保羅·博伊默爾于戰壕中陣亡之時，我們讀到了那句簡短的尾聲：西線無戰事。
任何人，只要他不是對如今發生在敘利亞、阿富汗、索馬里和也門的恐怖事件視而不見，他都應該知道，對于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而言，通往和平的道路依舊十分遙遠。2021年，海德堡國際沖突研究中心（Heidelber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earch）確認了世界范圍內的204樁暴力沖突，包括20場全面戰爭和20場“局部戰爭”，其中一些戰爭已經持續了很多年。這些沖突的目的并不總在于憑借軍事手段鞏固國際地位。觸發沖突的往往是尚未解決的領土爭端、種族歧視或是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它們在軍火生意的推波助瀾之下升級為武裝對抗。
然而，沖突也可以通過非暴力的手段化解，德國圖書市場上出現的許多新作論證了這一點。在作家瑪琳·斯特雷魯維茨（Marlene Streeruwitz）看來，沖突背后存在一個特定的關鍵性因素。在其慷慨陳詞的《反爭手冊》（Handbuch gegen den Krieg）中，斯特雷魯維茨呼吁我們從根本上重新改造占據統治地位的父權社會結構，并堅定地拒絕男性的主導地位。
以平等取代獨立
假如你仔細觀察，你就能清楚地看到：如今全球暴力沖突不斷升級的背后是社會不平等的急速加劇。由經濟因素驅動的全球化令整個世界的聯系更為緊密，也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差距。
卡琳·菲舍爾（Karin Fischer）和瑪格麗特·格蘭德娜（Margarete Grandner）在其編纂的書籍《全球性的不平等》（Globale Ungleichheit）中針對這種不平等的復雜成因發表了寶貴見解。在許多事件中，種族主義意識形態被用來為現存的不平等正名。這類意識形態可以追溯至奴隸時期、殖民時期，正如?？恕だ碃?埃爾南德斯（Heike Raphael-Hernandez）在她的新作《德國和奴隸》（Deutschland und die Sklaverei）中所寫的那樣。
脫韁的市場令富人更富、窮人更窮。過去幾個世紀的殖民壓迫已被另一種壓迫所取代，而后者的糟糕程度絲毫不亞于前者。不平等的國際貿易、對原材料不計后果的開發、持續的盜用土地以及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正在摧毀生存的根基，并且這一趨勢正在以一種危險的方式加速發展。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移居他鄉，以期為自己或家人謀求一個更光明的未來。他們遷居大城市的貧民窟或露宿于難民營中。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成功抵達歐洲或美國。目前有十五億人居住在貧民區（這幾乎占據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他們就擠在那些普遍缺乏法律管束的地方。
行動中的集體（Kollektive in Aktion）以他們具有啟發性的作品《世界就是我們》（Die Welt sind wir）表明：即使前路艱辛，人類仍然有能力保衛自己的生存空間。他們強調了共有物品、因地制宜的科技和資源節約型農業文化對發展一種可持續的、積極的和平的意義。
以相互理解取代孤立主義
認知和行動很少能攜手并進，這是我們時代的悖論之一。我們知道我們正迫切地需要改變方向，可我們舉辦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峰會，卻從未采取任何真正的行動。政客們關心的不是如何解決危機，而是如何管理危機。通過在整體上發展鼓勵參與的社會經濟以促進世界和平的理念（這也是聯合國創立之初的準則）已讓位于以維持現狀為主要目標的政治，不管這種政治有多么不平等。
令人感到振奮的是，作家們正在接手政治未能完成的任務，并思考可行的解決方案。托比亞斯·邦德（Tobias Bunde）和本尼迪克特·法蘭克（Benedikt Franke）在他們的新書《外交的藝術》（Kunst der Diplomatie）中所做的就是這一點：他們不僅講述了國際政壇的幕后故事，還強調了跨文化溝通能力的重要性。
孤立主義政策、隔離墻和軍事化的邊境管制無法遏制全球激增的暴力隱患。只要被視為問題的仍是"移民們"，而不是迫使人們移民的因素，世界就會持續動蕩。真正該譴責的不是對共享我們的生活方式的渴望，而是我們只能通過犧牲他人的方式來實現這種生活方式的事實。盧卡斯·蓋斯勒（Lukas Geisler）在《開放的社會》（Die Willkommensgesellschaft）中為我們展現了另外的可能性。他報道了那些公民社會中的倡議行動、倡議項目和群體，他們正在為了一個更開放的社會而奮斗。
如果我們不將更大的開放性視為目標，那么留給我們的就只有孤立主義。而這就會導致暴力：一種同樣會反噬自身的暴力。我們常常能在這類漩渦的終點聽見有人在呼吁采取那個被認為是唯一可行的手段：軍事手段。
以政治解決方案代替軍事擴張
戰爭無論如何都不是一個工具，你無法隨便地拿起或放下它，以實現你的某個目的。被摧毀的橋梁可以被重建，但戰爭造成的情感創傷和社會損害則會持續更長的時間。抵御外侮無疑是合法的。并且從道德層面上來看，聲援受害者也是正確的。當援助和軍事援助被用來彌補缺位的政治解決方案，事情就會變得更加棘手。如果外交政策的未來注定是女權主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倫茨（Kristina Lunz）的書《外交政策的未來是女權主義的》（Die Zukunft der Au?enpolitik ist feministisch）所認為的那樣, 那么，我們也需要為那些正在對抗父權制的女性提供具體的支持，比如在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人自治地區就存在這樣的女性。
并不構筑在軍事優勢之上，而在公平之上，因此它也構筑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之上，即：雖然他們的文化不盡相同，但他們都追求在自由和團結中有尊嚴地生活。沃爾夫岡·卡勒克（Wolfgang Kaleck）在其論文《人權的具體烏托邦》（Die konkrete Utopie der Menschenrechte）中指出，即使這個世界多災多難，我們也應該繼續保持樂觀。這部作品是一封絕佳的邀請函，它邀請我們以一種自省且自覺的方式為自己的權利奮斗——不僅為了我們自身的權利，也為了其他每個人的權利。
本文作者：托馬斯·格鮑爾（Thomas Gebauer），作家，人權和國際援助醫療組織（medico International）的長期負責人。1991年他參與發起了國際掃除地雷運動，該運動在1997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